父亲祖辈是福建人，兄弟姐妹八个。爷爷早年去东南亚求发展，没能把孩子都带出国去,三叔就留在了国内。听说他出生在日寇侵略中国东三省的时候，所以爷爷为他取名为“其雪”，要他记住为中华民族雪耻。
- 我的三叔王其雪
三叔是兄弟中唯一的军人，他头戴皮军帽、身穿棉军服的照片威武而挺拔，从小就给我印象很深。我知道他是为抗美援朝当的兵，却因为国家需要被火车拉到了长春，在军医大学里一学就是八年。
由于不住在一个城市，除了崇敬他的抱国之志外，我并不了解他更多，只是从他寄给父母的照片上得知他取了一位美丽的妻子，还生了一对聪明可爱的小儿女。听说三叔因为不赞成反右扩大化，在学校说了几句心里话，毕业分配时做为优等生的他就成为全年级唯一被分到偏远山里工程部队的人。那时爷爷对孩子们要求非常严格，不明白为什么三叔在部队就是入不了党，直到三叔的立功喜报寄到家，爷爷才高兴地把它贴到了墙上。多少年后，三叔的工作岗位变了又变，立功受奖也已多多，但谈起那第一个被爷爷贴到墙上的、又是爷爷贴了多年舍不得换下来的立功喜报，三叔总是神色凝重。
记得前苏联在中苏边境珍宝岛挑起事端，妄图霸占我国领土那年，我和学校的十几名女同学报名参了军，被分配到东北，新兵集训恰巧是在三叔任职的沈阳空军医院。三叔来看我，并带我去他家玩。他赞扬我的人生选择，我也为能与三叔同是军人而自豪。
听三婶说，六十年代中期，我父亲等九个中国人在巴西被政变军政府无理关押期间，三叔在部队遭遇了不能提职的窘境，领导一再让他“与大哥划清界限”。当我父亲他们胜利回国的喜讯传到沈阳，一向节俭的三叔拎了两只白条鸡，哼着小曲回家来，一进门就喜不自禁地说：“我大哥他们没事了，是领导告诉我的。”多年后三婶笑着对我说：“你三叔从来能忍，一同毕业的人早就当了主任，他还是个普通医生，直到对他的什么政治影响都没了，他的业务又是顶尖的，就在4年里给他连升了三级。”
为了加强战备，我们集训队将有一批女兵被分到哈尔滨新组建的空军医院，那是东三省最北边的空军医院。当时的年轻人谁不盼望着上前线呢?我把已向领导要求去哈尔滨医院的事告诉了三叔。他嘱咐我要注意身体，好好锻炼自己。临离开沈阳时，三叔一家人前来为我送行，我拉着他们的手真有些依依不舍，三叔笑着嘱咐说：“等着听你的好消息！”长辈的关爱和老兵的期许，使我意识到自己已是承担起保卫祖国重任的战士，而不仅是一个17岁的女孩儿了。
当兵的日子在艰苦中度过，长年累月的高粱米、冻豆腐、大白菜，没有吃倒了胃口；搞卫生、当小工、割牛草、采中药、种地、野营拉练……，磨练了筋骨，强健了体魄；累了睡、饿了吃，简单的快乐和无忧无虑来自年轻人的志在四方。但那个年月文革带给我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因为新华社向部队提供了许多父亲的所谓“黑材料”，我即被当作黑帮、叛徒、特务的子女，得不到公正对待是再“正常”不过的，不能入党，不能提干，更不能上大学，只有在劳作中狠狠地出一身透汗，似乎才能暂时冲掉心里的委屈和郁闷，擦去一些被无端抹上的“小特务、小叛徒”的油彩。那时父亲被送去房山干校劳改，工资扣发；母亲除上班挣那点微薄的收入养家外，还要照顾多病的祖母；兄弟两人分别在农场和农村，比我的处境还要难。在那人人自危的日子里，我不知该找谁倾诉心中的苦恼。
三叔来了，他担任空军飞行员体检医生到哈尔滨出差，特意到松花江北看我，真让人高兴！好多想不通的事可以问他，家里的处境也能说了，多想当着三叔痛痛快快地哭一场，他毕竟是我在东北的亲人呢！但我还是忍住了，我得知他的处境比我好不到哪里，但他比我更能适应环境。他告诉我只有努力地工作，坚持再坚持。我记住了，都是军人，三叔能坚韧不拔地面对困境，我也行！
一起从沈阳空军医院到哈尔滨来的医生、护士都熟悉三叔，他们看我受到不公正对待时，总是安慰我、鼓励我，并对我说：“你三叔是好人，相信你也能经受住考验。”冥冥之中，我感受到了丝丝的温暖和渴望的关爱，那是三叔的品格和为人带给我的，我为有三叔的同事在我身边而感到宽慰和放松。
多年后，我离开军队回到北京工作，陆续得知三叔的孩子们上了大学，有了满意的工作；三叔的医疗技术很好，在东北空军医院里屈指可数。再后来，得知他退休了，分到了一套很宽敞的住房……每每听到他的好消息，我都为他高兴，这真应验了一句话：“好人有好报！”
几年前，一个消息让我们全家震惊：三叔患了肝癌！没多久，头发略微花白的他却又笑眯眯地来到北京，腰板直直地站在我们面前。原来，他果断地去上海接受了左肝切除手术，还做了化疗，据说治得很彻底。我们为他松了一口气，还为庆祝他逃过劫难吃了一顿团圆饭。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再得到三叔的消息时，他的病已到了晚期。电话里他的福建口音仍旧一板一眼的，声音虽有些弱，却依然充满了关爱。我告诉他北京有治疗癌症的中药，将寄给他，他却担心我工作忙，让我别着急他的病。我火急火燎地把中药寄到沈阳后，得知已经不能进食的三叔十分高兴，并努力地吃下去时，我的心头一阵发热，眼眶湿润了……
三叔最终还是被癌症夺去了生命。三婶在电话那头抽泣着对我说，三叔在病痛难忍的夜里，总是自己悄悄起来吃药，不愿给亲人带来一点麻烦；只要还能咽东西，就坚持吃饭、吃药，与癌症争体力、争时间，决不在疾病面前退缩。我能想象得到，三叔就是这样的，一生认真做人、做学问，一生不向困难低头，包括肝癌这个恶性程度极高的癌中之王。
三叔从美丽的南国走来，犹如一株昂然挺立的椰树，将根深深地扎在了他毕生热爱着的黑土地上。他的人生步履走得那样坚实，那样坦然而辉煌，那样自尊、自强、自爱，他给亲人们留下了最美好的回忆，我永远怀念他！